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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在《国画》篇尾的《拒绝游戏》中写道:“我既不想颓废,也不想麻木,就只有批判。”还写道:“我倒觉得,目前我们最需要的是批判现实主义。”这实际上在说,《国画》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其实人永远在现实中生活着,人类社会永远在现实中存在着;从来不曾有完美无缺的人生,也没有完美无缺的社会。现实总是有不如人意的地方,不如人意的地方总是应该指出并加以批判的。就像王跃文在《拒绝游戏》中说的,“理想似乎永远是在彼岸,而此岸充满着虚伪、不公、欺骗、暴虐、痛苦等等。”
我总是把小说分为两类,一类是突出人物形象的小说,一种是突出现实环境的小说。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大多数都是以突出现实环境为中心的小说,它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我认为《国画》是属于突出现实环境的小说。
十九世纪的大量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的出现,是因为那个时代有许多值得批判的内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使政治、教育、人伦各个领域都受到了冲击和影响;社会的原有秩序面临着崩溃;大量新生的进步的事物的出现要求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在没有新的社会秩序建立之前,往往是新生事物和社会沉渣、社会病态一起发作的时期,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变革过程无不如此。我们所处的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从苏联社会主义传统模式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模式时期,从单独的经济实体融合到国际经济体制的时期,从单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文化走向多元化道德文化大融合的时期,而且是走进信息时代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生产力得到了解放,物质文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当然也出现了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王跃文的《国画》正是对当前不如意地方的揭露和批判。《国画》对那些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呢?主要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官场腐败。表现一是,官场处事没有标准,权力就是标准。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只受职务的约束,道德和法律往往不能对其约束。在“官场里,人人都按自己的职务、地位、身份,谨慎地守着一些规矩,不敢轻易出格半步,事实上没有哪一个文件规定了这些规矩,可它却比一些法律条文定了的还要根深蒂固。” (208页)雷拂尘用500万征用地皮,本来是皮市长同意的,后来却被皮杰用400万征用了。皮市长后来不再提起这件事,那就跟没有说一样。朱怀镜没有权力时,没人理睬,一旦有了权力,同僚下属无不巴结奉承。权力的大小和职位的高低成了官场尊卑的唯一砝码。表现二是,升迁没有标准,上司就是标准。在政界,升官是人最大的愿望,可是一个人能不能升官没有道德的尺度,没有政绩的衡量,没有考评的标准,最大的标准来自领导的看法。在官场“最大的法,不是宪法,是看法。”(11页)你的官运如何,上司的看法最重要。“干部们都抵着脚尖望前程,生怕说了什么让领导有看法。”(23页)所以能否奉承巴结,溜须拍马,投其所好,讨得上司的好感是能否升迁的主要原因。朱怀镜第一次升为市财贸处处长是皮市长的女儿上学时,送了两万元贺礼;第二次升为厅长是帮皮市长的儿子皮杰的天马娱乐城征下了地皮。表现三是,损公利私,相互利用,贿赂成风;相互提防,相互猜忌,勾心斗角;自私虚伪,人情冷漠。真像书中写的,“他们用国家的钱,结私人的缘,靠私人的缘,挣手中的权,再有手中的权,捞国家的钱。如此循环,权钱双丰。”(154页)在人际关系中皆用金钱搭桥,真是“千条理,万条理,送是硬道理;这样货,那样货,钱是硬通货”。乌县书记张天奇,为了巴结领导,设置耳目,为领导选美女送保姆,从本县的财政里给美女、保姆发放工资。还以为高阳县建水电站跑项目为名,明目张胆地向市税务局长文龙索贿200万元。文龙又通过税务人员向吉富盗取国家税款200万元。等到东窗事发,张天奇又想方设法毁灭罪证,迫不及待地把向吉富当替罪羊推上了断头台。朱怀镜为了巴结上司,李明溪28万元都舍不得出售的《寒林图》被朱怀镜利用朋友私情骗去,要送给市秘书长柳子风。把《寒林图》骗到手后,又觉得送给柳子风不如送给皮市长更有利用价值,便送给了皮市长,对柳子风谎称《寒林图》已被人买走。当柳子风的妻子余姨住院后,朱怀镜准备了5000元送去,可到医院后,书中写道:“朱怀镜出来了,他终于没有掏出那5000块钱来,就在他刚刚扶着余姨躺下的那一瞬,他隐隐地觉得这个女人在她丈夫的心里并不重要,那么带上一个花篮来看看就行了。”。朱怀镜为张天奇办了那么多重要的事情,当皮市长倒台,自己也跟着被冷落之后,找到张天奇,张天奇却不肯再帮忙。当朱怀镜艺术的透露了自己掌握着张天奇盗用税款的证据时,张天奇才不得不伸出了援手。可见官场里的人际关系是多么黑暗。甭说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了,就是朋友之间,在没有了利用价值时,也是冷若冰霜。怪不得“朱怀镜自己也感到奇怪,他的交往圈子越来越大,可冷静一想,能让他心灵感到慰帖的朋友少得可怜,不过就是明溪、卜老、曾俚、当然还有玉琴。”(544页)
三是生活糜烂,道德沦丧。人一旦有了权力,必然会有情妇。皮市长与陈雁,朱怀镜与玉琴,柳子风与柳洁(小保姆)。特别是陈雁,身为市名记者,与皮市长的关系相当
第二是商场环境。中国市场经济的开放,使中国引来了一个经济腾飞的年代。出现了很多大款老板或者说是企业家。这些人虽不是贵不可言,但可以享受到最前卫的物质文明。没钱成了当今人最没面子的事情。加上当今社会事事都必须金钱开道。是商家和管家结成了一种最复杂,最微妙,最心照不宣的关系。只要商家得到了权力的应许,商家就可以得到最大的经济效益。商家如果得不到最高权力的支持和应诺,商家就会受到遭受难以言状的损失。权力不是金钱,但权力可以从商家那里捞到金钱。权力不是金钱,权力可以使商家的金钱流失或亏损。这就为商权交易,商权勾结,各需所取,提供了最好的双赢联盟。如今的官无不涉手商业,商人也无不涉足政界。龙兴公司500万元征买的地皮,天马公司用400万元就从龙兴公司的手中抢了过来,靠的就是政界的支持。
第三是文化环境。文人必须是以良心为王,以良知为帅,为人民呐喊,以天下为己任,追求真善美的人。而这些人总是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和接纳。书中写了三个人:画家李明溪,装裱师未卜之,记者曾俚。李明溪是一个天才的画家,他视艺术为生命。在追求艺术的过程中,甘心贫困潦倒。当他的画作成了缘结政府官员的工具时,当他靠政治关系开了画展,一幅画卖出七万、八万甚至二三十万时,他迷茫了。他问自己,他的画到底值多少钱。为什么自己不出名时画就一文不值,有人吹捧就升为天价呢?他糊涂了,他认为这些画既是一张废纸,又是百元大钞。画作的价值好像不关乎作品艺术成就的高低而决定于人们对它的炒作。这种现象和卜未之对他的赏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他受到卜老的称赞和卜老诚恳和恰当的点评时,他把卜老当作了前辈,当作了知己,顿生的成就感是他兴奋不已。当有人用几万甚至几十万要买他的画作时,他反而感到了失落。李明溪需要的是人们对他艺术成就的真正认可,而人们重视的只是它的商业价值,而不是它的艺术价值。这真是他倍感失落的原因。而且他的生活还受到了权力的侵扰。如朱怀镜把他的画当作了巴结上司的工具,顶头上司美院院长王一洲因心生嫉妒,对他横加迫害。他终于禁受不住内心和外界的压力,在精神病院神秘地失踪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天才画家,他的才能还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就结束了自己的艺术生命。
曾俚是一个充满正义感的人,有着崇高的道德和理想,有着很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像书上写道的“曾俚那个痛苦的心灵里,塞满了国家的前途呀,社会的责任啊,却从来没有想过他自己,想过他的日子怎么过。对曾俚朱怀镜从心眼里敬重,但敬而不佩”(545页),然而就这样一个人却到处碰壁,不能被社会所容,他一边碰壁一边四处流浪,到处逃避。他对自己的性格和命运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曾很认真地说:“在中国,文人,因为总受到一种文化情结的驱使,很容易天真和幼稚,到头来不会善终的。”(544页)还说:“我曾俚最大的愿望是自由自在地生活,做无愧于良心的事,说无愧于良心的话,可是这个追求真是我这些年苦难的缘由。”(453页)明知如此受难,仍然不改操守,真像书中对他描写的:真诚而固执,沧桑而落魄。这就是真正的文人,真像《至情至性有几人》中说的;“无论乱世还是治世,真文人都是率性的,从真中求善,从善中求美,从美中求真。要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文人,就看他自己愿不愿意走进这样一个循环圈。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
第三个问人是卜未之,他面对让他装裱的,价值连城的,而后来没有人来领取的石涛的《高山冷月图》,不动昧心,而是谨慎收藏,等待主人来领取,一等就是四十年。最后《高山冷月图》被盗,他应没有收藏好不能完璧归赵而自责,一病不起。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义举和诚信呀。他和那些为了名利出卖文字的鲁夫和出卖色相和肉体的陈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张韧在对王跃文的小说集《官场春秋》的序言中写道,小说有愤激有慨叹有调侃,有止于愤激慨叹和调侃;官场气氛很浓,又止于官场气氛,叫人几分叹惋,几分无奈。这好像是在说小说没有写出社会的病根,没有写出造成社会不公、虚伪和痛苦的原因。而作者似乎并不认为这是他小说的缺点。作者在《拒绝游戏》中写道:“我想曹雪芹作《红楼梦》时一定没有想到要借此拯救大清天朝的,给社会开药方只是近时一些作家使命意识觉醒才有的说法。作家大可不必去抢政治家和思想家的饭碗。事实早就证明,自从作家想当医生以来,一直力不从心,也就无从称职了。如果就这个比方,那么作家充其量只能提供一把把化验单,一张张透视底片,诊断的责任还是留给人民和历史吧。”对作者的说法我是赞成一半,反对一半。作家的任务是能指出病根就行了,不一定要寻出病根开出药方。能提供一份化验单和透视底片就够了,不一定非要做出准确的诊断。但作家要能开一剂药方,寻出病根,做出诊断,也未尚不可;既是化验员,又是主治医师也未尚不可;既是作家又是思想家和社会学家也未尚不行。作为一篇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能给人提供一份真实的化验单,一份准确无误的透视底片,把诊断留给医生、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也许是一种更精明的做法。思想和诊断到底是一种主观性的东西,把它介入到文学作品中,如果观点偏激,往往会表现出粗糙和瑕疵,然而透视和化验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为了诊断和治疗,这份化验单中能不能找出社会病痛的真正原因呢?
我看书总是要写出评论的。看完《国画》时,有人问我有何感想,我说写不出什么来,只是觉得书中所写的人物,所写的社会现实十分真实,情节也很合乎生活的逻辑。也许真是它的真实性,和我们所处的生活一摸一样,才是我们只看到了他的现象而看不到它的本质。不过有现象总是有本质的。我通过反复思考和咀嚼,终于获得了一些想法。现表述如下:
我认为造成这些社会现实的主要原因是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权力的失控。权力的高度集中使权力失去了道德的规范、法律约束和权力的民主监控。掌权的人可以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与所欲为。这必然会造成人们对权力的崇拜、迷信、热衷、追求和畏惧。所以人们在政界极力巴结讨好上司,所以人们不择手段地爬上高位。因为有权,就可以有钱,有名,有女人。在商界,人们不得不极力讨好掌权者的欢心,以取得政治上的一路绿卡,并获得权力的保驾护航,并取得最大的利益。在文化界同样是只要有了权力的支持就可能名声显赫,名利双丰,否则就遭遇艰难。有皮市长的支持朱怀镜就官运亨通,飞黄腾达,走到那里都是响当当;皮市长也倒台,朱怀镜便倍收冷落,灰心丧气。龙兴饭店一向兴旺红火,有了天马娱乐城立马就生意惨淡。并不是管理不善,是因为天马娱乐城比他们有更大的政治背景。陈雁能比其他记者风光,是因为她是皮市长的情妇;曾俚到处碰壁,落魄流浪,是因为不讨上司的欢喜。总之,一切都笼罩在权力之下,人生的荣辱,事业的兴旺,名声的显赫,都与权力的支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权力的失控,再加上掌权者的道德素质差,极易造成权力的黑暗。权力的黑暗使一些人的素质变得低劣,人素质的低劣又加强了权力的黑暗,这就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真像宋达清对朱怀镜说的“这个社会有股看不见的魔力,总是把人变成鬼。就说我吧,我知道有很多人恨不得把我煮了吃了。有人说我心狠手辣,什么事情也做的出来。我承认我就是靠这点狠劲在世上混的。我并不是从娘胎里出来就是这样的呀。”文中还写道:“朱怀镜真的发现,宋达清这人其实并不坏,能说谁是真正的坏人?可是人们只好坏起来,别无选择。”(685页)。
“人们只能坏起来,是因为那股“看不见的魔力,即权力的黑暗。”只有权力不再成为奴化人的工具时,成为保护每个人权益的时候,只有权力能给人提供一个平等的工作竞争平台的时候,只有当权力得到有效的法律控制、道德约束和民主控制时,人才能摆脱这种魔力的控制,复活心中的道德和善良。否则,一切恶劣的现象就会继续蔓延。就像希费特忧虑的:如果出类拔萃的都腐化了,那还从那里去寻找道德良善呢?
“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如果每一个人心都能释放光明那该多好呀?但人心都是肉做的,他是可以被人塑造的,就像一间暗室,接受了光明他就会释放光明,被黑暗笼罩,它就会变得一片漆黑。
所以我说《国画》是一部突出环境的小说,人们的思想行为被一种魔力左右着,无法实现内心的自我选择。人们在这个强大的环境面前不是被它同化了,就是选择了逃避和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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